摘要:
2004年12月28日,桑塔格去世。10年后再看,“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是她最传神的写照。好战,即好思想之战。这位有着严苛自我要求的作家和批判思考者,不仅为知识分子确立了严厉的标准,也为评估重大事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尺度。

本刊特约撰稿| 贝岭

10年后看苏珊,她称自己为“一个好战的唯美主义者”这句话最为传神。

可我们仍重温一下3位文学和思想同行10年前对她的评价吧。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她是一位独特而勇敢的女性。即使你不同意她的观点,她永远都是一位勇敢而独特的思想家,永远让你思考。是什么造就了她的独特?她与任何人都不一样。”

已逝的墨西哥小说家卡斯洛·富安蒂斯说:“伊拉斯谟带着囊括所有必备知识的32本书出门旅行,而苏珊·桑塔格把知识都装在脑子里!我从没见过别的知识分子像她这样思路清楚,具有这样善于关联、触类旁通的能力。”

长篇小说《魔鬼诗篇》的作者,印度裔英国小说家萨尔曼·鲁西迪说:“苏珊·桑塔格是一位伟大的文学艺术家、无畏和原创性的思想者、不断追求真理的勇士和不倦地参加众多斗争的盟友。她为知识分子确立了严厉的标准,这标准继续在鼓舞我和其他众多仰慕她的人,并坚信有文学天分的人有责任就当今的重要议题发言,尤其是捍卫创作精神及想象力的自主权,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

在她走后的这10年,许多知识人及文学同道先后逝去,早如瓦茨拉夫·哈维尔,近如谢默斯·希尼、加西亚·马奎斯、娜汀·戈迪默。或许,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或思想性著作比她更多,但就以思想对世界的介入上,桑塔格更具力度,也更为深广。

这10年,桑塔格式愈老思想愈弥坚的文化巨人没有再现。

早在1997年,桑塔格就向我指出资本主义体制或资本主义制度将获得世界性胜利,甚至成为全球化的标志。她也分析了资本主义对人类多元生活方式的剥夺和对文明的侵蚀,并预感将带来世界性的民主危机。如今,作为普世价值的民主,或广义上的民主化进程在世界多处挫败,从这一意义上,桑塔格的预言被验证了。

桑塔格一生都没能完全禁绝“浪漫情怀”,尽管她比任何人都更警觉,也深知“浪漫”是写作和思想上的“敌人”。在桑塔格涉猎广泛的著述中,“浪漫”或多或少会阻碍她独具的犀利,她的批判性思考。但换一个角度看,如果没有某种“浪漫情怀”和她那独特的思想热情,十多年前,如我这样一个在思想、著述和行为影响力上都和她不对称的晚辈,怎么可能成为她思想上的友人呢?这种“不对称”的友谊,何其难得。

当年,因“知遇、教诲、救难之恩”,我称苏珊为“我真正的患难之交,文学和思想上的导师,如母亲般不假辞色的严格要求者”。作为一篇悼念和回忆录式长文,我没有描述桑塔格不施脂粉的平凡。桑塔格在她人生的多数时刻是一个独自面对日常的女性,有着外人看不到的孤独。于她,这几乎孤身的人生是她主动的人生设定,而非不幸。孤独既能使平庸者更为平庸,也能使杰出者更为杰出。

我需在黑暗中,还必须再用双手蒙上双眼,以努力回忆她,想象她令我难以忘怀的表述,重温和她结识的那些年中很多——又不是那么多——聆听的时刻。那时,她那犀利的眼神会重现,让我暂止坠落。

去年,2013年8月1日,我又来到巴黎的蒙巴纳斯(PattiSmith Montparnasse)墓地,在二号墓区找到了注明91号的苏珊·桑塔格之墓,一如我们相识的那些年,我来探访她,告诉她这些年我又做了什么,仍旧请她原谅我的“不够努力”。墓,比2006年我首次探访时显得更厚、更重,下墓碑如基座,上墓碑则像一本合上躺下的书,上刻如此简单的几个字:

Susan Sontag,1933 - 2004。
除了书,她一无所有。

1972年11月3日,苏珊·桑塔格在法国。法国巴黎是桑塔格最后的归宿,她的精神祖国。


1992年,在获得1万美元的创刊赞助、一间居住和编务合一的房间、每月200美元生活费的情形下,我和石涛开始筹创《倾向》文学人文杂志。我冒昧地给苏珊·桑塔格写了第一封信,附上《倾向》创刊计划,请她支持并名列刊物的编辑顾问。她很快回信,欣然应允,又在信中特别更正了我称她为“作家”和“批评家”的说法,而称自己为“小说家”和“散文家”。

我想,我们的交往就从这时开始。

随后,因着读到本雅明作品的震撼,亦有感于中文世界对本雅明所知甚少,我们决定在《倾向》创刊号上制作瓦尔特·本雅明专辑,为此,由石涛经英文转译了本雅明的作品《单向街》,同时经苏珊首肯,翻译并全文刊发了她为纪念本雅明写下的长文《在土星的标志下》。这篇长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理解本雅明,并从中汲取能量的最好摹本。而本雅明和他的作品,也成为我和桑塔格长年友谊中最重要的精神纽带。

虽然我定时向她通报《倾向》各期的编目,但迟至1996年她邀我去她家一叙,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那是个春天的下午,我担心自己的英文应付不了这初次的会面,故请了一位年轻学者、现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的田晓菲小姐去助译,替我壮胆。我俩在曼哈顿下城红线地铁站拾级而上,一路对着地址,找到桑塔格位于纽约切尔西区23街那栋岩石般凝重的大厦,门卫致电、允入,乘狭小的电梯直升而上,她黑衣黑裤,候在门前。她身材高大、热情温暖,有着先前从照片中看到的美。

那一年她63岁。

进入她那颇为宽敞的顶层公寓,沿廊墙上挂着数十幅意大利建筑家、艺术家乔瓦尼·皮拉内西的镜框版画,醒目抢眼。她将我们引入用来会客的厨房,厨房尽头有扇敞开的门,门外是环绕着整个顶层公寓的超长弧形阳台,气派、视野辽阔。从阳台上,既可以俯视阳光下闪烁着水光的哈德逊河,也可遥望映衬着高楼巨厦的曼哈顿天际。

我们在长餐桌前坐下,她一边煮着咖啡,一边问我们介意不介意她抽烟。随后,她为我们端上咖啡,坐下,下意识地将一条腿搁在另一张椅子上,点烟,喝着咖啡,座椅稍微后仰。她笑容粲然、急切地问着中国和我所做的一切,偶尔,透过缭绕的烟雾,她的目光对你犀利地一瞥,亲切中带着一种威慑。

那次,我们谈到她1973年去中国访问的情形。她纠正了我以为她在中国出生的印象,形容自己是“中国制造”,但生于美国。她谈起她强烈的中国情结,以及想再去中国的愿望,谈起父亲在中国天津过世的细节。

我问她近年来的写作及手头正在做的事,她谈到自己正在写的长篇小说,谈到她的剧本、文论、书评、短篇小说——几乎涵盖除诗以外所有的文学体裁。她知道我写诗,她说她也写诗,但不满意,故从未让自己的诗作面世。她对我说:“大概我写作中唯一所缺的主要文学形式是诗歌,我觉得我的诗不够好。”此时,她透出不服输的神情。

不止一次,总是在下午,我和苏珊坐在她家厨房的长椅上,她倚着餐桌,一边抽烟一边和我侃侃而谈。她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她的渊博常常让我跟不上她的思绪,她的渊博又使她能够听懂我那词不达意、连比带划、时态错乱的“贝式”英语中想表达的。我总是提问、总想请教她我所不知道的,总想听她谈她熟悉并有过深刻阐述的那些伟大作家,谈本雅明,谈罗兰·巴特,谈俄罗斯诗歌和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利斯塔姆,谈她的挚友、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当然,我也告诉她我读了她的哪些书,问她前些年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经历,特别是在萨拉热窝内战炮火中执导爱尔兰裔法国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经典剧作《等待戈多》的情形。

她见解独到、直截了当。对我而言,听她谈比她问我更重要,因为这是聆听一位伟大作家表达见解的时刻。而她,又总是问我她想了解的。

她同意了《倾向》杂志为她做专辑的要求,也定下了访谈的时间。

在《倾向》上多面向地介译她与她的作品,是一件大事。苏珊亲自为她的专辑选稿,我则照单全收。她提供了几乎全部的专辑文稿,包括当时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美国》的第一章《零》、描述少女时代拜访托马斯·曼的回忆录《朝圣之行》、《疾病的隐喻》、《论摄影》中的选章、短篇小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以及美国重量级文学刊物《巴黎评论》上的那篇著名访谈《虚构的艺术》。

1979年苏珊·桑塔格访台,在台湾大学演讲后与教授们合影。前右二为齐邦媛、后左二为王文兴。图/贝岭


苏珊是个严苛认真的人。我把访谈的提问传真给她,她读后回复我:“这些问题太浅显,不够水平。”我只得再做功课,为此,我请《倾向》的另一位编辑,当时在耶鲁大学读文学博士的杨小滨和我一起准备。

1997年8月的一个下午,小滨载着我,开车直奔纽约苏珊的家。为了准时,我们一路没少闯红灯。苏珊应门,小滨一脸书生气,让苏珊以为来了位大四学生。她一边为我们准备咖啡,一边说,这个夏天她留在纽约,是为了专心写作长篇小说《在美国》。

访谈是在苏珊的雄辩,也是在我们的争辩中完成的。我们涉及的内容广泛,但聚焦于共同关心的问题: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角色、对“先锋派文学和先锋派作家”的认知、传统和创新的关系、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纳粹政权、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欧洲和中国究竟有些怎样的影响,等等。

整个访谈中,她敏锐、直率、概念清晰,表达见解时一针见血。那天,围绕着“知识分子”问题,我和她争辩,力陈知识分子的异议精神,甚至搬出哈维尔的事迹和见解佐证。可她批评我过于美化知识分子在20世纪的角色,列举知识分子在近代史上的种种蠢行和劣迹,告诉我:“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大众一样,是跟随主流的。在前苏联70年的统治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或许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不是支持者,但那只是极少数。要不然怎么会有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之类的组织呢?甚至连诗人巴斯特纳克和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都曾为那一政权背书。”

她批评我:“你把知识分子和反对派活动画等号,对知识分子来说是过奖了。在上一世纪和这一即将结束的世纪,知识分子支持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阶级和性别至上等最卑鄙的思想。甚至就连他们所支持的可能被我们认为是进步的思想,在不同的情形下也会起本质的变化。”

无疑,苏珊严苛地审视着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她反应敏捷、思路清晰、触类旁通。我辩不过她,只能“听训”。

苏珊绝对雄辩,甚至强势。她痛斥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懦夫文人。所以,访谈里才有那些尖锐的回答。她厌恶那些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也一一拆解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把戏,说:“我们的文化和政治有一种新的野蛮和粗俗,它对意义和真理有着摧毁的作用,而后现代主义就是授予这种野蛮和粗俗以合法身份的一种思潮。他们说,世间根本没有一种叫做意义和真理的东西。显然,我对这一点是不同意的……当我听到所有这些以‘后’字开头的词时,我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喜欢用标新立异的方法来描述现实的呢?”

后来,她曾更清楚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起源于建筑。它有非常具体的意义。当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越过建筑领域,在所有艺术中使用起来的时候,它便被滥用了。”

她这样评价执意要以“先锋派”自居的文学与作家:“他们充其量是一群无知的粗野文人……所谓的先锋派作家完全是可以被读者理解的。也许他们把是否理解的问题与是否拥有众多读者的问题搞混了。实质问题在于:他们是否真正优秀……越来越多的所谓先锋派不过是时尚文化、商业文化和广告文化的一个分支……我们不需要文学来显示无知、野蛮,已经有电视在这样做了。”

她重申:“在我看来,‘先锋派’这个词的用途已远远超过了它所应有的范围。这个词意味着艺术是不断进步的,就像一次军事行动,其中一部分人先行动,最后其他人赶上来。可是,艺术不是不断进步的,它不是那样进行的,因此,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跟先锋派有什么关联。我不把我写的东西叫做先锋派文学。我也不把当代产生的任何我敬佩的作家的作品称作先锋派作品。”

对当代法国思想家布什亚,她不假辞色、无情抨击。布什亚何等人物,他的刻薄和洞见在欧洲知识界谁人不知,他以欧洲知识分子对美式文明及美国知识分子贯有的轻蔑,认为苏珊在做秀,甚至以为触到了痛处。布什亚或许睿智,但他低估了苏珊的勇气。苏珊不是一个只在纸上用文字介入的名人,也是一个在危险的环境、在灾难的现场,甚至在枪林弹雨中真正出没的文化战士。

对话中,她犀利回驳布什亚对她的嘲讽,称他为“当代最狡黠的虚无主义思想家”。“他从未去过波斯尼亚,也从未经历过任何战争。他对政治完全一无所知。除了他自己的那些恶毒想象之外,他对我在萨拉热窝所做的一切一无所知。”苏珊说。

那天的访谈中,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的杨小滨一再引用布什亚对苏珊的说法,引起苏珊的愤怒。她重申:“布什亚对我的攻击中最恶毒之处,就是他全凭想象,说我是‘屈尊’,其实正是他流露出自己那种典型的欧洲人对东欧萨拉热窝人的‘屈尊’态度。他猜想我准是觉得自己是在带给萨拉热窝人一些他们过去不懂的东西。可是,就在没电、没水、没暖气、没食物,且每时每刻都在枪林弹雨下,有着生命危险的这样一个城市里,在敌人的包围下,却有一个剧院。点着蜡烛的小型剧院是人们可得的少有的娱乐形式之一。贝克特在前南斯拉夫是人人皆知的。他们之所以选择《等待戈多》,原因是他们熟悉这个剧目……1993年夏天《等待戈多》的上演绝不是在匆忙中所做的一个姿态。我是在决定了要去萨拉热窝住一段时间以后,搞了好几个不同的项目,《等待戈多》只是其中一个。后来,我在萨拉热窝出出进进有3年。”

当小滨试图用“旁观者”的观感猜测她在萨拉热窝的出出进进时,她讥诮地反诘:“旁观者?哪儿冒出来的旁观者?巴黎的小咖啡店里冒出来的,还是麻州剑桥公寓里冒出来的?假如去过萨拉热窝,或去过任何一个人们在忍受着同样痛苦的地方,就不会产生这种玩世不恭或天真的问题。如果有人看到路上的行人摔倒了,并扶起他来,你会想到他们的关系是救世主和被救者的关系吗?这种花里胡哨的言辞,正是当今那种使人们犹疑于慷慨行为的思潮的一部分。谁也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被救者。一个民族成为不公正的牺牲品,你把自己的生命搭进去,以表示你是他们的同盟者。”

这是一场激荡思想的访谈。苏珊的目光慑人,她的思维素质、她的思考所掷出的思想力量,令我迄今难忘。

后来,我们又对问题做了补充,然后寄给苏珊,她校订了她的回答。这一访谈,在1997年的《倾向》第10期上全文刊发,同时,也在海外、台湾和香港的报刊上刊出。在中国,此访谈在思想界影响广泛。

2003年10月12日,德国法兰克福,苏珊·桑塔格从德国出版商和书商联合会主席迪特尔·朔尔曼手中领受了德国书业和平奖。

正如鲁西迪在撰文悼念桑塔格时所说:“她特别强调,迫切需要反对美国的文化褊狭和对外国作品和思想的漠视。她是其他国家的新作家和翻译文学的非凡推广者……”某种意义上,苏珊去世标志着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强韧纽带的一次断裂,在美国的文化生态中,似乎再也看不到像她那样对世界其他语种文学如此关注、倾全力推介的文学大家了。

苏珊也是一位全职的读者和好书的引介者,如她在评论西班牙小说家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堂·吉诃德》时所说:“作者首先是位读者,一位狂暴的读者,一位无赖的读者,一位自认为能做得更好的鲁莽读者。”

我也是一位文字的嗜读者,经由过量的阅读,才成为一名作者和编者。我那无书的、精神和物质双重贫瘠的少年时代,我,一个“阅读缺乏症”患者,因难以读到书,只能狂热地搜寻一切有字的纸张,而每天能偷读到《参考消息》是我最大的狂喜,尽管上面所报道的国外消息都经过筛选,但毕竟是“天外”之讯,是眺望世界的唯一窗口。在她拜访托马斯·曼的那个年龄,我却在荒芜的楼群间,追逐随风滚动的、沾有粪便的《参考消息》碎片或纸团,捡起来,展开,以无比的饥渴─贪婪地研读。

苏珊也是一位典型的纽约人,有着波西米亚人的潇洒和行动型知识分子的率性。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会带上年轻的友人。在纽约,一文不名的年轻人大都自信且充满活力,是这一城市真正的魅力所在。对自以为是个人物的名人,他们不太当回事。我发现,他们跟她在一起时并不拘谨,轻松地说话,甚至不时争辩。他们不是她在大学或书店里遇到的崇拜者,而是纽约城中非常有性格的年轻作家或艺术家。而我,也总是擅自引介年轻友人与她认识,有两次,我径带友人去她家,她虽意外,但从未对我表示不满。

苏珊不是那些依附于大学,营营于职称或学术地位,从一个大学跳到另一个大学的两栖型作家;也不是那种大腹便便、行动迟缓,以教书、撰写论文为生的诘屈聱牙型学者。她不是在大学围墙内抨击时弊的学院知识分子。她说:“我目睹学术生涯毁掉了我这一代最好的作家。”她矢志站在体制之外,30岁之后,拒绝了多所大学请她回去当教授的邀请。

在《三十年之后》一文中,她这样回顾这一人生抉择:“我一生中根本性的变化,是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这可从我移居纽约的行为中体现出来:我宁愿在大学世界那诱人的、砖石建筑包围的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

作为一个不受俸于大学、研究机构、报刊媒体的自由知识分子,她特立独行,以文字为生、以天下为己任。她深知影像、电视及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也善用它。她拍电影、纪录片,也执导戏剧,她的文章被译为不同的语言,在许多国家的报刊上同步刊出,以求更广大的影响力。

我们后来继续探讨过“自由知识分子”这一现象,我高度认同苏珊所说:“自由知识分子是濒于灭绝的物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衰亡的速度并不一定比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慢多少。”她也认同我的看法:“自由知识分子必须非常顽强……他们只有超越这一分工精细的世界给他们带来的逆境,才能在学者充斥的学院世界之外生存下来,才能有真正的影响力。”

苏珊,是这一族类真正的榜样。

她是个性胜利的典范。在公众场合出现时,她一身黑衣,甚至玄裳缟衣,典雅中不失新异,热情中透着威严。她是少数在穿着、谈吐、品位、相貌上同时烙下鲜明个人印记的作家。我认识或见识过不少文学天才、名文人、大学者、文化权贵或自以为是者(后两类曾被我称之为“文化资产阶级”,一次,当我用生造的英文说出cultural capitalism 时,曾引得苏珊大笑,然后她建议我用cultural bourgeoisie 来描述),他们或许著述等身,才华洋溢、谈吐不俗,可他们的穿着与他们的文化趣味没法交集,甚至乏善可陈。他们的衣着毫无个性,无品位、泛众化,已然是服装全球化的标志,许多人身材臃肿,美感尽失。

而苏珊是个特例。你不得不承认,她或坐或站,只要出现,即难以遁形,引人注目。她举手投足,一动一静,都是一个亮点,甚至成为焦点。

2000年,苏珊·桑塔格在她法国出版商克里丝汀·布格瓦的巴黎家中。


2000年初春。我从中国回波士顿小住,一天傍晚,我在哈佛校园内溜达,留意着告示栏内的广告,竟看到苏珊将至哈佛为她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在美国》做巡回朗诵的大幅海报。我惊喜,她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我注意到,海报中列出的苏珊简历上,除小说家、批评家、导演之外,还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头衔:美国笔会前主席和人权工作者。

哈佛是苏珊的母校,早年她在这里读过研究所,后来哈佛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1985年,她也在哈佛大学罗巴戏剧中心(LOEBDrama Center)执导了米兰·昆德拉剧作《雅克与他的主人》的世界首演。

这是一场温馨的朗诵会。那天,听众几乎坐满了大厅,有一种旧地重逢般的亲切,女性居多,有些听众看起来与她年龄相仿。哈佛的学子、学者和它周边的居民们,用迎她返家的方式,感受着她的这部小说。

我坐在后面的角落,静心聆听她的朗诵。我有些内疚,因为我已很久未致电她了。那天她的穿戴令我惊艳,因为非常古典、考究,和我们在纽约见面时的黑衣黑裤完全两样。她着苏格兰呢裙装,外披典雅的英式羊毛披肩,脸上薄施脂粉,具舞台扮相。

苏珊抑扬顿挫地朗诵着她的新书,音调厚重低沉,其间穿插有腔有调的古英语。我听懂了一些,好像是在描绘她小说中半虚构的女主角,那位移居美国、后来创立乌托邦公社的波兰女演员玛琳娜·扎兰斯卡的命运:”劳作真如俄国作家所说可以净化灵魂吗?原以为我们来寻找自由和自我陶冶,却陷入日复一日的农业劳动……只有不停地移动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所能给予的最大好处,就像打猎一样。打猎不仅仅是娱乐,而是需要,不仅仅是实际的也是精神的,是一种特殊的自由体验……”

接着,苏珊又念起《在美国》结尾中那位远离祖国前往伦敦的美国演员埃德温·布思的长篇独白:“文字的天堂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民主对于美好而高尚的艺术有何用?……天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多么腐败。我们自以为坚持的美与真理,其实我们不过是在传播虚荣和谎言……”

最后,是苏珊那磁性的声音:“玛琳娜坐下,凝视镜子。她当然是因为太快乐而哭了……除非快乐的人生永不可得,而人类可以获得的最高生命形式是英雄式的。快乐以多种形式出现;能够为艺术而活,是一种荣幸,一种赐福。”

抒情,但宿命般。朗诵戛然而止。

我明白了,苏珊已全然进入角色,化身为书中的女主角,那位19世纪末在美国的波兰女演员。苏珊的穿着,玛琳娜的穿着。“每个婚姻,每个公社,都是失败的乌托邦。乌托邦不是一种空间,而是一种时间,是那些使你不想身在别处的短暂时光。”这一刻,这玛琳娜的独白,仿佛再现。

苏珊不仅完成了这部历史小说,甚至经由小说中的人物、场景和时空,放逐着隐喻和象征。

朗诵结束后,我在一旁等候,看着她为排队买书的听众一一签名,与那些似是熟人的听众寒暄问候、和蔼交谈。等大部分人离去后,我走过去,和她握手。她意外,意识到我一直在场,劈头责问:“为什么不跟我联络?什么时候回来的?”看得出,她对我的出现非常高兴,像是久无音讯的友人突然现身。我说我正想和她讨论她再访中国的路线。就着那张签名用的大桌子上,就起劲地和她聊了起来,直到等着她签名的听众提醒,他们已久等了,我连忙道歉,匆匆与她道别。离去前,她又叮嘱我:“给我来电话,我们再细谈。有事没事都要给我打个电话,到了纽约,一定要告诉我。”

阅读,那是我和她冥冥之中延续交谈的唯一方式,共同的星象,乃至气质──忧郁,使得我们相知。34年前,她的长文《在土星的标志下》,以心灵感应,用精准、细腻的笔触,几乎是白描,勾勒出一位伟大文人的影像:“在他的大多数照片里,本雅明右手托腮向下望着。我见过的最早一张摄于1927年,他那时35岁,乌黑鬈曲的头发压住前额,饱满的嘴唇上一抹小胡子,年轻甚至很漂亮。他低着头,罩在上衣里的肩膀耸在耳际。他的拇指托住下颌,弯曲的食指和中指夹着香烟,挡住了他的下巴。他从眼镜后面向照片的左下角望着,目光柔和,一个近视者白日梦般的凝视。”

苏珊在文中对本雅明倾注了最深的理解。那次访谈中,我将她写下的这一段用中文念给她听,她感叹着承认:“我是在把散文的写法推到其极限,因为我实在是想写小说。大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我所能写的最好的散文已经写完了,可是我还没有把我所能写的最好的小说写出来呢。”

也正是在那次访谈中,她坦诚告白,《在土星的标志下》“意指忧郁情绪的,指他的、也指我的忧郁型气质”。然后,她感慨地说:“我所有的作品都置于忧伤……土星的标志下。”虽然她“期望不是永远如此”。

她是真正的前卫,她贡献思想、观念、审美,乃至趣味。她甚至不经意间引领了品位和时尚。她有着探究者沉于发现的好奇心。是的,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无疑,她的美学观使她毫不妥协地反对浪漫和多愁善感;但她感情丰富,她的文字,偶也难免善感多愁。可她节制,她为这一世界上所有已失或易逝的精神和伟大生命深情哀惋。她将丰富的感性转化为深刻的剖析,她的忧虑,因着她与生俱来的热情成为一种伟大的情感。

然而,直到癌症再次降临,直到死亡逼进,她都在土星的星象下。她那揪心的忧虑,她那无倦的悲悯。她那深深的,对于这个世界永恒的关注。

2003年7月24日,几位演员正在彩排苏珊·桑塔格的戏剧《海上夫人》。该剧将在次日开幕的萨尔斯堡音乐节上首映。


那次访谈中,我问她想不想再访中国,她的回答令我动容:“我当然希望再次去中国。但是,只应在我觉得中国之行对我自己从精神上或人生上,或对其他人有利的情况下成行。否则我是不会去的。比如我觉得我应该理解的东西,我的中国之行应该帮助我理解得更好,等等。我不想仅仅作为一个旅游者去中国。那对我来说是不道德的。”

我后来才发现,苏珊一生重诺,重道德承诺,对世人,对自己,也对我。

这之后,我开始说服她,让我来筹划她的中国之行,甚至建议她再访台湾。她认同我的意见,以一位艺术家的身份完全自主地再访中国。苏珊甚至愿意,在北大那样的大学教一个学期的书,用更多的时间了解中国。

我们开始讨论苏珊再访中国的路线及要见到的人和事物。我建议她至少用一个月的时间重访中国,参照她早年写的《中国旅行的计划》中的梦幻愿景,设计她的旅行路线。我期望她能看到真正的民间社会、听到异端的声音、触及充满生命力的艺术文化,看看在全面引进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形态后,整个中国的变化。而她,关心此行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对我这些年来的文学和思想性工作有什么帮助。

依她所愿,我们应在香港会合,她可在已回归中国的香港逗留些时日,我想引荐译过她不少作品的诗人黄灿然给她,她也可以和梁文道、张隆溪、董桥、马家辉等香港文人会面,乘船去南丫岛感受本土香港、去艺穗会酒吧听诗朗诵,看香港“进念·二十面体”剧团(香港知名前卫艺术剧团——编者注)推出的年度剧作。

之后,就应像她20多年前那样,越过横跨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深圳河上的罗湖桥,从罗湖海关进入深圳,经由这个新生的城市,坐火车到广州。在广州火车站,苏珊可目睹人海般的外省民工;随后,可去看广州现代舞团的现代舞、参访广州艺术家的工作室;接下来,可乘约需20多个小时的京广线特快列车,由车窗细看从南到北的中国大地,想象她父母亲当年在中国居住和旅行的情景。

我希望她能在2000年10月前后,秋天——这最好的季节成行。中国有无尽的苦难,也有很多充满创意、活力、生命力的事物。在北京,我可以为她安排更多“离经叛道”的活动,可接触上访民众,去被强拆的旧城胡同和市民交谈,和知识分子探讨中国。去圆明园废墟,走北大后门一条街,和民间的纪录片制片人、电影导演、作家“侃大山”,走访北京通州的艺术家工作室,和京城的艺术策展人、摄影家、文化人在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聚会,甚至可以安排在中国社科院、北大、清华演讲和学者们对话等。苏珊以极大的兴趣倾听我预设的这些行程,并念着:“时间!时间!时间!我该怎样排出时间。”

我确信,苏珊的重访能对中国发生的变化有深入的观察和剖析,甚至,对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知识分子的可能作为给予建设性的意见。

我知道苏珊在20世纪70年代初去过台湾,也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作过专题讲演,那时的台湾还是威权下的“戒严法”时代。她曾和我谈起侯孝贤,对侯孝贤电影中一个个静态长镜头下慢节奏的乡土台湾印象深刻。她执迷于《悲情城市》、《恋恋风尘》、《戏梦人生》等电影中的悬念,以及那种写实般的质感生活,激赏侯孝贤电影中独有的固定摄影机视角、纵深构图,以及由此呈现的内在蕴力。

苏珊对杨德昌的电影完全入迷。2000年秋天,杨德昌执导的电影《一一》正在纽约公演,我们见面时,她兴致冲冲地告诉我,她几天内连看了四遍《一一》,说杨德昌的导演技巧和电影语言使她倾倒,建议我一定要去看。为此,我去看了《一一》,我承认《一一》确实不凡,也造就杨德昌特有的电影风格,他以极专业的电影分镜头手法叙事,将故事一段一段地单独展开,而精准无比的交叉剪辑手法又将每一段故事有机地结合,并适度地使用电影中最常用的蒙太奇,使故事平行交错,以强烈的空间感和揪人的紧凑,让故事情节明晰、清楚地凸显出来,形成一种立体、并置发生的视觉效果。我理解,她如此忘我地一看再看,是因为她执导过多部电影,内行看门道。

看尽天下的好电影是她一生从未衰竭的嗜好,她对20世纪的经典影片、对电影这一伟大艺术的起源、流派、风格、技巧如数家珍般地熟悉。她是我见过的在电影这一行当上最博学的人。假如可能,她可以每天看两场好电影——如同阅尽天下的好书。苏珊说过一段让我难忘的话:“一本书的定义是它值得再读一次。而我只要读我还会再读的书。”我以为,这段话完全可以挪用到她对电影的认知上:一部电影的定义是它值得再看一次。而我只要看我还会再看的电影。

可惜,我是外行,我完全不懂电影,不懂执导电影的技巧,我不敢和苏珊往下深谈。

2002年,时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请我代邀苏珊访问台湾,我们曾设想过苏珊可能的访台行程。我告诉苏珊,为了解中华文化和本土台湾源远流长、相互影响的近代历史,再访台湾是值得的。她可实地感受台湾被撕裂的统独意识形态,观“云门舞集”的季节公演,去牯岭街看小剧场剧作,夜访诚品敦南店,在光点影院看台湾电影,和侯孝贤、杨德昌在官邸沙龙谈电影。她可和龙应台摆龙门阵谈,去永康街和文人墨客沽酒小聚,与施淑卿、李昂、朱天文、朱天心相对论小说,也可会陈映真、陈芳明、南方朔、李敏勇,倾听完全南辕北辙的台湾文化史观,甚至奔宜兰看黄春明排歌仔戏、访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下花莲高雄领略东南台湾的风光。

我也建议苏珊尽量少住外国人寄生的豪华酒店,甚至可住台北国际艺术村、乡间的民宿,或普通的市区旅馆,我说那样可体验真正的本地生活,她欣然认同。

后来,我知道我做她向导去中国之行暂无可能,但我仍旧建议苏珊去中国。我一直确信——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化中,需要她亲身观察后的思考,她应该再去中国。知识分子、艺术家和作家期待着她的到来,在那里,有一些重要的位置需要她的加入。

直到2001年末,那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发生后,我才暂时放弃这一劝说。

2001年4月,我因事去纽约,我在街头拨公用电话给苏珊,是她助理接的,我问,苏珊在吗?她说苏珊正在工作,请我留言。

我正要留言时,苏珊的声音出现了。她说近来有太多电话找她,因此她已不敢接电话,但她很高兴我打来电话。那天,她的声音难掩兴奋,她说自己获得了两年一度的耶路撒冷奖。显然,她在和我分享这喜悦。

耶路撒冷奖的全称为“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耶路撒冷奖”(The Jerusalem Prize for the Freedomof the Individual in Society),她感慨着:“唉,世人只知道有一百万美元奖金的诺贝尔文学奖,耶路撒冷奖没有说得出口的奖金,故世人不知道它在作家心目中的位置,它是文学奖中的文学奖,它颁给作家中的作家。我以获得耶路撒冷奖为傲。”

接着,苏珊向我细数此奖从1963年创设以来,获颁此奖的重要作家,如阿根廷作家波赫士、法国作家贝克特和西蒙娜·波伏娃、英国作家格林、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波兰诗人赫伯特等。听得出,耶路撒冷奖在她心目中是崇高的。

等她解释完,我向她表示深切的祝贺,并告诉她,十多年前在中国,我曾读过米兰·昆德拉获耶路撒冷奖时的获奖演说《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那是一篇精彩的演说,对我有着重要的启示。她接着告诉我:“这一个多星期来,我一直在构思、撰写这篇去耶路撒冷领奖时的获奖演说。”

2001年的耶路撒冷奖,是对她的作家生涯、对她的“文字”、对她一生所作所为的重大肯定。

当时,我怀着忧虑看待她即将前往以色列的获奖之行。那些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由于历史上纠缠甚久的民族宿怨,处于极其血腥的暴力对峙状态。在这一时刻,她前往以色列领奖,必定会引起广泛的注目和非议,甚至有友人建议她拒绝接受耶路撒冷奖。

她无视争议,前往以色列领奖,在获奖演说中,她回应要求她拒绝接受此奖的声音,甚至回应对她不怀好意的人:“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某人相信了片刻这应得的。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则似乎是粗鲁、存心扫兴和虚伪的。”

苏珊的获奖演说《文字的良心》,是真正的传世之作,鞭辟入里、字字珠玑。那是一位伟大作家对文学和政治、文学和自由、文学和人等复杂关系所做的极具穿透力的论述。在获奖演说中,她字斟句酌地提醒文学同行:“作家要做的,应是帮助世人摆脱束缚,警醒世人。打开同情和新的兴趣管道……提醒人们,我们可以改变。”

她捍卫文学的多元性:“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系统——一个多元系统。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接受多样性价值观的教化。”

她警示世人,“自由”和“权利”的概念正被滥用;又告诫作家同行:“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眼前发生什么事情,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此刻发生。”

她回顾着她的一生:“有三样不同的东西:讲,也即我此刻正在做的事;写,也即使我获得这个无与伦比的奖的活动,不管我是否有资格;以及做人,也即做一个相信要积极地与其他人忧患与共的人。”

她甚至用昆德拉式的自嘲表达着非昆德拉式的骄傲:“我所说的‘完美’指的又是什么?我不想尝试解释,只想说,完美令我笑出声来。我必须立即补充,不是讽刺地,而是满怀喜悦地。”

面对血腥的以巴冲突,她在颁奖仪式中不顾嘘声四起、退场抗议,直言力陈:“集体责任这一信条,用作集体惩罚的逻辑依据,绝不是正当理由,无论是军事上或道德上。我指的是对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民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

我认为,这是她此生中最具洞见的一篇演说。

苏珊也是一位人权战士,一位侠义之士。

她做事干脆果断,不畏人言、流言、小人恶人之言。正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神的描述:“她将一般人接受的观点放入碎纸机撕碎,再重新审视。她是一个长大了的、指出国王新衣的孩子。当孩子们说国王没穿衣服时,你告诉他们,不可以公开说这些话。当成年人也这么说时,他们会碰到许多麻烦……而她,对麻烦根本不在乎。”

她在重大的人类事件和精神性的公共事务上不仅贡献见解,而且身体力行。苏珊就是苏珊,不是世人泛称或溢美的所谓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或美国的“良心”,那些是他人的一厢情愿,甚至是意识形态绑架。她虽抨击当局的许多决策,却也不放弃向其直陈利害,但她直接将见解发表在报刊媒体或陈述于公共场合,绝不用东方式的奏折上谏。所以,她既受人敬仰爱戴,也遭人敌视咒骂。她爱憎分明,从不人云亦云。她不仅评判作家的作品,也审视作家的言行,将其置于良知和人的道义责任上审视。

2001年9月11日,纽约和华盛顿遭到恐怖袭击,两座世上最高的大厦成为灰烬,超过3200人死亡。这一切,使得苏珊忧时伤国,在注意力上有了完全的转变。那是她一生中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也是她最被世人关注的时期,她生命中最后的时期。

“9·11”发生时,她在德国,作为一个美国人,一个纽约人,她哀痛不已。但她批评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她在《法兰克福汇报》及《纽约客》杂志上先后发表《强大帮不了我们的忙》一文,文中评论劫持民航客机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厦的恐怖份子的一句话——“如果要说’勇气’——唯一价值中性的品质,无论我们在别的方面怎样评价那些凶手,我们不能指责他们是懦夫”——激怒了很多美国人,也成为“9·11”后美国最异端的声音。

据我所知,她很快回到纽约,前往纽约世贸中心废墟,目睹现场后,她受到了更大的震撼。随后,她对自己的观点做了更为清晣的表述和澄清。

2002年9月,“9·11”事件一周年之际,她在《纽约时报》写下《真正的战斗与空洞的隐喻》一文,直谏布什总统的反恐姿态:“当林肯这些伟大的演说被习惯性地援引或被套用于纪念活动时,它们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它们现在成为高贵的姿势、伟大精神的姿势。至于它们伟大的原因,则是不相干的。这种借用雄辩造成的时代错误,在美国反智主义的大传统中屡见不鲜。反智主义怀疑思想,怀疑文字。宣称去年9月11日的袭击太可怖、太灭毁性、太痛苦、太悲惨,文字无法形容;宣称文字不可能表达我们的哀伤和愤慨——躲在这些骗人的话背后,我们的领导人便有了一个完美的借口,用别人的文字来装扮自己,这些文字现已空洞无物。”

她接着申明:“我不质疑我们确有一个邪恶、令人发指的敌人,这敌人反对我最珍惜的东西——包括民主、多元主义、世俗主义、性别平等、不蓄须的男子、跳舞(各种各样)、裸露的衣服,嗯,还有玩乐。同样地,我一刻也没有质疑美国政府有义务保护其公民的生命。我质疑的是这种假战争的假宣言。这些必要的行动不应被称为’战争’。没有不终结的战争,却有一个相信自己不能被挑战的国家,宣称要扩张权力……美国绝对有权搜捕那些罪犯及其同谋。但是,这种决心不必是一场战争。”

本着一贯的信念,她没有被震天动地的正义之声所遮蔽。她追寻真相,追索事件的本质,甚至在血癌“降临”时,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生前最后一篇长文《关于他人受刑》。这篇详细剖析美国军人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对伊拉克战俘施刑照片的檄文,论理充分,广引博证。她审视暴力,解剖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巧言令色地为恶行开脱的权力语言,全文既有苏珊一贯的犀利风格、又充满情感力度,论证着在这个影像泛滥的年代,纪实照片仍具有不可磨灭的道德震憾。

长文最后,苏珊的文字如鼓击般充满张力:“毕竟,我们在战时。无休止的战争。战争是地狱,比把我们带入这场堕落战争的任何人所预期的更可怕。在我们镜子般的数字殿堂中,这些照片永不会消失。是的,一张照片似乎抵得上千言万语。而且,即使我们的领导人选择不去看它们,也会出现成千上万更多的快照和录像。不可阻挡。”

直至生命的尾声,苏珊都在守护着,守护着“文字的良心”,正如她在耶路撒冷奖获奖演说中的自白:“如果我必须在真相与正义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我不想选择——我会选择真相。”

她走得突然,生前未留下任何遗嘱或遗愿。按照她的独子、散文家戴维·瑞夫的决定,并经巴黎市市长特别批准,2005年1月18日,苏珊71岁生日那一天,她被安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墓碑上布满鲜花,亲戚与友人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她的遗体安葬仪式。她的墓与波德莱尔、沙特、波伏娃、巴特、贝克特等诗人或作家的墓为邻。巴黎,是她最后的归宿,她的精神祖国。她,进入了那一长列已逝的伟大作家行列。

2005年3月30日,她生前常去的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为她举办了追悼音乐会,由她的友人、著名日裔钢琴家内田光子弹奏贝多芬的C小调第32号钢琴奏鸣曲,弦乐小组演奏贝多芬和勋伯格的弦乐四重奏。苏珊那张仰躺沉思的照片被投射在演奏大厅幕墙上。约300名苏珊生前的友人与文化界人士一起参加了这场追悼音乐会。

终其一生,苏珊无愧于她树立的标准:“我一直认为书不是为出版而写,而是必须写才写。而我的书应当一本比一本写得好。这是一项自我惩罚的标准,但我一直对它信守如一。”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旁观他人之痛苦》堪与她的经典著作《论摄影》相映成辉,全书不放一张照片,用纯粹的文字阐释照片下的战争暴戾,丝丝入扣地剖析纪实影像中的人类苦难。

1981年,苏珊写下另一重要长文《写作本身:论罗兰·巴特》。她指出:“罗兰·巴特所描绘的那种作家的自由,从局部上说就是逃逸。”她联想到王尔德的内心独白“狂热与漠不关心的奇妙混合”,接着又谈到与巴特、王尔德气质完全不同的哲学家型作家尼采和沙特。她认为,尼采是“戏剧性的思想家,但不是戏剧的热爱者”,因为尼采的作品中存在一种严肃性和真诚的理想;而沙特要求作家接受一种战斗性的道德态度,或道德承诺,即作家的职责包含着一种伦理的律令。

她甚至比较了罗兰·巴特和本雅明。她对二人倾注了罕有的热情,指出巴特“没有本雅明一类的悲剧意识,后者认为,文明的每一业绩也是野蛮的业绩。而本雅明的伦理重负乃是一种殉道精神”。巴特和王尔德则是另一类型。她称巴特和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是传播游戏观,拒绝悲剧观。
那次访谈中,我曾问她:“您在气质上是更偏向罗兰·巴特呢?还是如您剖析的本雅明一种‘深刻的忧郁’式的性格类型呢?”

苏珊没有回答。

以我的理解,无疑,苏珊热爱巴特,他们书信往来、相知相惜。她对巴特的一生作了深刻却多少有保留的总结,在赞美之余指出了唯美主义在文明衰亡时代的内在矛盾及不可能性。这多少与她对本雅明的分析不同。她对本雅明似乎毫无保留地倾注着热情。她在写作上更多地实践了巴特的美学和文学观,甚至超越巴特,踏入了巴特来不及进入的小说领域。但在气质上,她完全属于本雅明,即对于我们的时代怀着深深的忧虑。

但她比本雅明更有斗志,命更硬。她绝不言败,即使死神降临。

失去了她的世界,不仅贫乏,而且,将面对更多的邪恶。

(本文有删节。贝岭现居台北,为作家、文学编辑及出版人)


来源: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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