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核心提示: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有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入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查显友)

《参考消息》4月6日报道  未来十年是中国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经济门槛的关键期。历史经验表明,自20世纪以来能够突破这个瓶颈的后进经济体不超过10%,而通观各个国家增长停滞的原因,关键还在于供给质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在经济增速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速下降、经济风险发生的概率上升,多种不利因素交织。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只有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入手,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助力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传统模式难以为继

我们知道,供给与需求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共生共存的两翼,也是宏观调控的两个轮子。当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时,就不能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要从供给侧寻找新的动力源。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动力源衰竭,使中国经济正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

2011年以后,我国经济告别两位数增长状态而进入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的新阶段。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加,增速又首次“破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进出口总额、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其他一些指标也显示了巨大的下行压力。需求下降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相结合,挤压了工业企业利润,使它们在亏损的边缘游走。

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衰竭。投资方面,长期以来高投资的增长模式遇到了瓶颈,投资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同时,受到地方债务风险加大的约束,国内投资增长乏力。消费方面,受部分行业经营困难、部分人群收入增长缓慢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总体上有所放缓。出口方面,由于受欧美日经济疲软的影响,再加上新兴经济体货币贬值所带来的竞争压力,2015年进出口均出现下滑。可以说,现在三驾马车的动力渐显疲弱。

与此同时,过去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也正在消失。人口红利消失、全球化红利和改革红利减弱,加速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源泉的衰竭。特别是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下降,到2014年已累计减少960万人。

第二,传统发展模式下环境压力凸显,水、空气、土地等资源投入难以为继。

资源与环境压力、生态失衡,是长期以来忽略供给侧管理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必然结果。中国的人口密度、能源与资源消耗密度,不断地向经济发达地区集中,进而形成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压力。如今,中国受到雾霾问题的严重困扰;二氧化碳排放,特别是人均排放量居高不下;土壤和水污染问题也不容乐观。可以说,传统的基于需求管理思维的以高投资为主导的发展模式,是造成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根本症结所在,这种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第三,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更注重总量,忽视了结构,造成大量的过剩产能。

在工业快速发展时期,高增长、高利润吸引了大量投资涌入工业领域。2004~2011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24.3%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2009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达到30.4%,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1.5%。投资形成了大量工业产能,但随着近几年进入政策消化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难题。

产能过剩严重浪费了社会生产资源,也使企业陷入泥潭。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5年全国钢铁行业利润同比下滑67.8%,黑色金属(铁矿石)利润下降43.9%。在此背景下,很多企业开始减产或限产,2015年全国粗钢产量为8.038亿吨,同比减少2.3%,为多年来首次减产。

综上所述,过往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表现出来的征兆与教训,在中国均出现了某些“可疑”的迹象:比如,自主创新能力急切需要提升,需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传统的结构性缺陷严重地影响到民众的收入增长等,这些现象的解决急切要求中国从供给侧入手,寻求新一轮改革的成功突破口。

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消费需求层级在不断提升,并出现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而传统的供给方式并不能满足这些新需求。有时消费需求表现不足时,并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因为供给错位,需求没有相应的供给来匹配。

事实上,与通常认为的需求“疲软”不同,从电影票房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人们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2015年全国内地院线总票房达到440亿元,放映5438万场次,观影人次12.6亿,多项票房被刷新。其中不乏一些电影,前面观众一片骂声走出电影院,后面的观众还在义无反顾走进去,这是因为人们在精神文化消费需求上的选择还十分有限。

在健康领域,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多,但目前的供给水平与人们的要求之间还有很多不匹配。事实上,人们很愿意为健康花钱,但钱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去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增长强劲。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首次“过亿”。2015年出境旅游人数再度增加,达到1.2亿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达到1.5万亿元,其中购物消费即达7000亿~8000亿元。但与此同时,国内旅游的消费环境不佳,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体验,也抑制了旅游消费增长。可以说,相比需求的旺盛,中国经济的供给环节出现竞争无序现象,恶意竞争,违法成本低,扰乱市场秩序,影响消费信心。

根据经济学家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理论,供给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市场结构的有效性。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市场秩序还很不健全,违法成本低,恶劣的竞争环境危及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打击了消费者的消费信心。旅游市场中,违法的“一日游”“青岛天价大虾”“哈尔滨天价鱼”等频频见诸报端,影响恶劣。食品领域更是如此,由于国内食品安全监管不力,“瘦肉精”“毒豆芽”“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故频发,让消费者很难在国内放心消费,争相购买进口产品。

更糟糕的是,有效供给受到成本制约,商品流通中间环节多,费用高,税费重。居民消费都讲究性价比,再响的品牌,再好的质量,价格太高居民不能接受,都不能算有效供给。同样品牌的汽车、箱包、化妆品、日用品,甚至食品,国内的价格比国外高出许多。之所以出现境外购物潮,价格差是主要原因。

商品价格受到成本制约,除了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的影响外,还有很多外在因素,包括税费、销售成本、名牌产品的地区定价策略等。就税费来说,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货物和服务税”统计口径,我国货物和服务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高达50%,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绝大多数在15%至30%之间,其中美国17.7%、日本18.0%。偏高的税费最终要由消费者买单。其次是流通环节的费用,一是流通的中间环节多,商品被层层加价,二是运输成本高(比如,运输环节中的路桥收费)。再有就是商场费用:商品进入沃尔玛等大型超市,要缴纳几十万、上百万的进场费,再加上其他名目繁多的收费、提成等,让企业苦不堪言。

着眼体制机制建设

结合中国当前情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并不在于刺激要素供给,而是改善要素效率,其核心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供给结构优化调整,增加有效优质供给,剔除无效低质供给,增强供给对有效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供给侧改革更多应着眼于中长期,着眼于体制机制建设,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培育市场信心,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一,要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强市场监管,辅之以企业与行业自律,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市场信心。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提供更多更好符合人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当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我们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而只能依赖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机制的效率来源是充分完善的竞争,政府有责任保障市场竞争环境的公正公平公开,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第二,要发挥产业规划的导向作用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引领及调控作用,引导企业合理投资。产业规划的目的就是把要素引向符合需求的、高效率的、有前景的产业,引导各类经济主体理性投资。调控手段应以利益引导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比如,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手段,对新兴产业的投资进行更大力度的扶持,而对传统过剩产业的重复投资减少扶持力度甚至进行惩罚。这样,既能加快新兴产业发展,也能防止产能过剩问题扩大化,使得投资更加有效,结构更加合理,与社会需求更加适配。

第三,要完善体制机制,鼓励创新,发挥技术创新在产业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技术创新需要一个好的创新体制机制,因为技术创新总会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前期投入很大,但收益却未必能完全内化,即可能会出现收益外溢。这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问题,依靠市场自身无法完全解决。借鉴发达国家普遍的经验,首先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保障创新者的合法收益;其次是政府应加大对技术创新的补贴,降低研发阶段的私人成本与投资风险,同时加强对技术创新后私人收益的保护,尽量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对等。

第四,简政放权,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为了更好发挥市场作用,在完善法治的前提下,政府要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使企业能够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策,享受市场红利,自主承担市场风险,从而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增强投资信心。让企业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创新的主体,也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供给主体。当然,简政放权,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放手一切不管了,政府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还应该是市场规则的主要供应者和执行者。

第五,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成本,打造物美价优的有效供给。加强信息体系建设,目的是保证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的对称性,减少决策的盲目性和片面化,特别是让消费者有渠道得到关于商品与服务相关的全面信息。减少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降低中间成本和信息不对称成本,能促使物价保持理性水平。政府要加快推进税制改革,推动结构性减税,优化流通环节征税,避免重复征税,切实减轻企业税负,降低商品税收成本。

第六,发挥社会政策托底作用,让困难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做好“减法”,即去落后产能。为此,一些企业和职工难免要经历一番阵痛,这是改革必须承受的代价。我们既不能让企业和职工个人承受全部代价,也不能简单由政府接手大包大揽,而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困难企业和职工渡过难关。当前,一要发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的基础性作用,保障处于调整期的企业职工的基本生活;二要做好特殊时期的社会救助,对少数困难群体予以特别救助;三要适当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级,对一些老工业基地等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出现的区域性、短期性困难,中央财政应以专项基金的形式予以资助。总之,要通过社会保障政策,解决困难企业和职工的相关问题,化解改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为改革创造良好环境,这才是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本。(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查显友)

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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