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转载自「 不周山 」微信公众号《无法逃避的权利关系:再论当代艺术的政治学底色》一文,作者:王鹏杰

《政治学才是当代艺术的真正底色》仍在引起不少艺术界人士的回应,或者说,它还在引起一些相关的讨论,对此我非常开心,至少大家开始注意到政治学对于当代艺术是一个问题了。在这些讨论中,有一些声音让我觉得有必要再针对性地谈论一下,因为这些声音让我进一步看到讨论政治学之于当代艺术重要性的紧迫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大致有一下四点:


1、大家普遍对“政治学”理解得过于概念和表面,甚至很多人已经将这一概念误解了,还有人将其直接等视于文革时代林彪说的“突出政治”、“政治挂帅”这样的东西;

2、一些朋友认为,通过非政治的、依靠艺术本体(语言或媒介)的方式比政治学的方式更适合艺术家的当代艺术实践,并且这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比政治学的方式更为“正确”;

3、一些激进的艺术理想主义者,认为强调当代艺术的政治学将大大有损于艺术本身,是应该被摒弃的;

4、还有一些朋友认为政治学对于当代艺术来说确实极为重要,但是否是核心内容就很难说了,是否应该以政治的方式来实践也值得商榷。下面,我就针对以上这四种观点,再进一步谈谈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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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对当代艺术这个概念再做一次描述,因为我发觉很多人所谈论着的当代艺术压根不是当代艺术,而是各种各样的现代主义艺术或者现实主义艺术或者装饰艺术。当代艺术这个概念来自西方,后来被中国所采用,在西方它一般有两种意思:指同一时代中的艺术;特指1940年以来的实践性艺术。这两个概念之间也有内在关联:自1940年代以后,西方的艺术主流开始关注作为当下实践的、历史同时期的各种艺术状态,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经典式、语言式地看待艺术。随着当代艺术的持续发展,它不断地去效果化、去传统化、去美学化、去矫饰化(表演化),演变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它关注的核心区域全部在生活、生存领域,而且必须是当下当地的,极端地强调及物性与在场性。有了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艺术可以看作一种非艺术的实践。“中国当代艺术”的概念,对这种居于核心地位的实践性与行动性几乎没有多少涉及,特别是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艺术景观化、符号化、低智化以后,很多人甚至把当代的学院派、美协艺术都看作是当代艺术,使这一本来极具锐利性的概念瞬间成了垃圾箱。鉴于此,我以个人的方式对当代艺术尝试做一次定义性描述:当代艺术不是艺术,它仅仅享用了“艺术”的名义和外貌,它是实践主体在此时此地所实施的社会性行动,在形式上体现为一种基于个体实践的文化政治活动。我想这个定义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基本能概括当代艺术的真正含义,这样看来,中国真正的当代艺术家其实太少了,因为在他的艺术价值观和实践历史中至少要具备两个品质:实践性和政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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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来谈一下“政治学”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也就回应了上文中的第一种观点。政治学不是政治课上的“思想政治”,而是对各种权利关系、权利体制的研究。中国自上世纪50年代就饱受各种官方强制性政治运动的洗礼,国人对“政治”二字发自内心的厌恶是可以理解。但就像我们的政治课程黑了马克思主义一样,我们常常不求甚解的对于政治的感官性理解也毁了对政治的内在把握。政治学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性力量,而是对这种力量的研究与批判,只要人类还存在权利的不均等现象,只要人还处于某种束缚之中,只要人还有个体解放的诉求,政治学就是所有社会生活中关键性的实践方式,除非所有人都愿意生活于权利的压迫之下(这显然是违背人性的)。政治学的显形方式当然不会仅仅只有政治宣讲、政治运动这样剧烈的方式,它更多是以日常的、个人化的方式来践行的。当代艺术与之前艺术史的断裂之处,正在于发现了日常中不可回避的政治性,并能够主动将其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来进行个体解放。现在应该明了“政治学是当代艺术的真正底色”到底是什么意思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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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第二个问题。当代艺术史是一个艺术本体(艺术语言)的变革史吗?从现象上来说,这个表述基本成立。我们以效果(结果)的视角来看待艺术家们工作不免有这种印象,但这只是表象。真正的当代艺术,其所有动机几乎都来自现实处境的变异,是这种文化政治策略的自我调整附带着完成了语言的更新。当代艺术进行表达主要依靠观念的呈现,而不是美学的渲染,也不是语言的表演。观念性如同手术刀一般冷峻理性,它可能需要一个漂亮可人的外衣来引发观众发自个人意愿的思考和感知,但归根究底,它是要完成一件干预性的事件。从杜尚、胡森贝克、布莱希特到博伊斯、沃霍尔、约翰•凯奇,这条为当代艺术定义立法的内在线索都把社会实践性看作“第一律法”,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就是彻头彻尾的反艺术语言主义者。即使是现代艺术史,艺术语言的更新求变也没有占据彻底的话语统治地位,从马奈、修拉一直到超现实主义,始终贯穿着非常明晰的政治学线索。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新艺术史”学派已经完美地证明了现代艺术史的内在机制是政治学的博弈,正是艺术家作为实践个体在其生活语境中的权利意识和相关作为,才是创造其语言风格的内在动力。说到这儿,大概第三个问题就不用再另费口舌了,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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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最后一个问题。这种观点显然也看到了政治学对整个当代生活的笼罩性影响,已经无法逃逸所以必须面对,区别只在于:今天的当代艺术实践是否要以政治的方式来表达。我觉得,其实不存在一个原教旨意义上的“政治的方式”,反而越是日常的、个人的方式在今天越可能是政治的,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政治学全部在非常具体、琐碎的生存过程之中,而不在什么宏大口号与革命激情之中。以一种开放、敏感、批判、理性、实践的方式去生活,这就是政治的方式了,这样的方式也同样就是启蒙的方式。这里的“启蒙”不是欧洲启蒙主义那样狭隘的含义,而是一种持续性的、不间断的对现代性的完善与改造,也同时是一种没有止境、终点的对个体解放、个体自由的探索实践。哈贝马斯所谓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也就是这个意思了,只是他的结论乐观得让人担忧。倒是邓晓芒在《启蒙的进化》这本书中对不断进化中的启蒙的阐述清晰易懂,推荐阅读。在当代中国这个社会矛盾极端复杂的局促语境中,个体的政治性实践总会与处境化的“启蒙”联系在一起。这个基本的常识,我想对每一个具有现代人格的当代人都是必备的,倒不仅仅是针对艺术家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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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治性的、强调感性和审美的艺术实践毫无疑问也是非常必要的, 它解决的是艺术更内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构成了对其政治学实践主流的一种他者视角。但幻想依靠艺术本体论来完成当代艺术“及物性”和革命性则过于一厢情愿了。当代生活已经越来越丰富刺激,艺术化、美学化、语言化的作品在生活面前已经相形见绌,此时再强调艺术的去政治化不仅在漠视严峻的存在本身,也是在进一步限制艺术创作的诸多可能性,使艺术创作愈发走向局限与虚无。昨天我看到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一段话,很喜欢,引述给大家看:


“大部分情况下,我不谈影像,因为那样,我们总是会漏掉了人的层次……异议很很重要,但不是为了异议而异议,我的标准是:关于人的解放。即使我做了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很有限,但我的兴趣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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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艺术理论工作者,我的重点是艺术本体论,不是艺术政治学;作为一个创作者,我的重点是画画,也不是社会干预性实践。而陈界仁这样的艺术从业者,则实在让我深深敬佩。


201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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