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开学四天后,崔小萌(化名)决定退学。她要离开的不是学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岁,她在私塾中背诵四书五经。
开学四天后,崔小萌(化名)决定退学。她要离开的不是学校,而是一家私塾。崔小萌今年15岁,她在私塾中背诵四书五经。

2014年8月23日,一大早,她给父母打了电话,要求接她回去,

语气果断,但听着又有些失落:“我是来学国学,不是来背经的。”

梧桐山是深圳的最高峰,山脚有着全国规模最大的“读经村”。在深圳这个以创新为标志的城市,教育的民间改革也最先发端。三四十家私塾,散落在火柴盒似的民房里。在巷陌间游走,冷不丁“某某学堂”、“某某书院”的匾额就出现在门首。而孩子们整齐的诵读声,也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鼎盛时,近千名孩子放弃了体制内的学校教育,在梧桐山读经诵典。《论语》、《大学》、《中庸》、佛道老庄……学生们朗朗而读,喁喁而诵,在一遍遍的记诵中,将圣贤之言装进脑子。

自2004年第一间私塾开办,这场投注无数人心血的教育实验,已经持续十年。在京、沪、浙,乃至全国各地,私塾、学堂、读经联谊会等已超过3000所,影响了上千上万的家长和孩子。

如今,这场体制外的实验走到了十字路口。

耐心耗尽,动荡来了

2004年,画家张中和办起了梧桐山第一所私塾,取名“蒙正学堂”。他是梧桐山私塾教育的肇始者。后来,在他的拉动下,小学教师,餐馆老板,也在梧桐山开办了自己的私塾。数年间,越来越多的国学爱好者汇聚这里,租民房,挂上学堂的匾额。梧桐山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山村,一跃成为民间国学教育的重镇。

张中和喜欢南怀瑾描绘的读书画面——“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喊破好喉咙。”培养这个时代的圣贤之人,才是张中和的理想。“我的教育理想十年来都没改变。”

梧桐山最辉煌的时候,一所所学堂像雨后的蘑菇般纷纷生长,堂主们互相鼓励,“以后梧桐山的圣贤,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外拉啦。”

但今年,张中和的学生只有最多时的一半。出现同样状况的私塾不在少数。

“原本期望的教学效果没有出现。”2009年,刘海峰在梧桐山开办了己谦学堂,“我们像古人一样付出了那么多,但没有效果。”

危机发轫于2013年。

这一年,梧桐山读经时间最长的孩子读经已近十年,许多则已读了两三年不等,按照规划,他们已经读完乃至背完了四书、五经。

从小读经的孩子,可以将经典读得烂熟,但五六年后,家长却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认字都有问题。而那些曾经引以为傲、将整本《大学》、《诗经》、《易经》一口气吐出唇边的文字,也早就忘得一干二净,若想重温,只剩吞吞吐吐和自找难堪。

这是因为,学生从小只是跟着老师一遍遍复读,就和唱歌一样,听熟了就能唱,但既不认识音符,也不了解意思。

很难说之前没有人察觉,这更像是一个终于耗尽耐心的故事。

“当时家长就‘反’了。”在某一家学堂,十几个家长,接走了自己的孩子。

对私塾的失望,迅速演变成一场金融危机。失去了每个学生5万到10万不等的学费,这一年倒闭的私塾就有十来所。

对一部分堂主而言,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重创。因为私塾的第一个学生,读得最久的那一个,往往是自己的孩子。

刘海峰的第一个学生就是5岁的女儿。

曾经每一天,他带着女儿诵读古书,将“子曰成仁,孟曰取义”读得口干舌燥。他想让女儿逃离体制教育的深渊,想让她变得不一样,换来的结果,却只是互相辛苦。

“她完全不愿读经了。”疲惫的父亲语气累极了。

2013年9月,刘海峰关掉了自己的学堂,离开了梧桐山。

风雨飘摇,堂主们说,这是梧桐山最动荡的时候。

十年乌托邦

现代意义的儿童读经运动,在中国大陆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主要推动者是台湾学者王财贵。随后二十年,他成为大陆民间读经运动的精神领袖。

在一千余场讲座中,王财贵的理论一以贯之:中国的孩子需要学习中国的经典,学习的方法则简单明了——大量读经,大量背诵。

其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对经典的推崇。“读童蒙不如读唐诗,读唐诗不如读古文,读古文不如读四书五经”。读了四书五经,其他的也就无需花时间,这被誉为“教育的经济学”。

而读的过程,也无需讲解和认字,不认字的跟着老师读就好了,学会拼音后就自己看,高深的内容小孩子本就无法理解,而且即使不理解,经典也自有妙用。

“读一遍有一遍的好处,读一百遍有一百遍的好处。”

在王财贵流传最广的一次演讲中,他举了一个例子,阐释了经典的魔力。因为怀孕的母亲坚持读了十个月《论语》,出生的孩子不仅相貌不凡,而且知礼懂事,晚上从不哭闹。

“第一批推广读经的人,许多是佛教徒,读四书五经和读佛经的感觉差不多。”一位私塾堂主说了自己的理解。

这还是一种推广的“不二法门”,由于不讲解,读经教育中,对老师的要求简化到了极点,只要是对私塾教育感兴趣者,都可以组织私塾。

在梧桐山,私塾的堂主和老师们背景各异,辍学学生、茶艺服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热爱国学的人们汇集到梧桐山,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授课,最主要的教材就是王财贵编写的一套注音版的《国学经典诵读系列》。

凭了经典本身的价值,“老师只有一杯水,但可以给学生一条河”。

私塾老师吴太雪在高二时接触到了读经,那时她的学习不上不下。听了王财贵的讲座光碟,才恍觉原来经典的价值那么永恒,立誓将《论语》读完一百遍,说不定对数学也有帮助。还没读完,她就退了学,辗转来到梧桐山。

如今,在她的私塾里,每天都二十四小时循环播放着一位法师对《弟子规》的讲解,无论学生是在上课、玩耍还是吃饭,又或者根本不在屋里,电视里的谆谆教导都永不停休。

这是一种混杂着教育观和文化情怀乃至文化自尊心的理念。人们将对体制教育的不满投射其中,又将对传统文化的热忱附着其上,最后形成的,既有一种宗教性的热忱,也有一种使命感:“我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培养真正的人才。”

读经的雄心还不止于此。

“我们要培养的人物,能够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一家私塾的堂主说。

在这家私塾的教学规划表上,学生除了要读背四书五经外,还要在六年的时间内,用同样的方式,在完全不懂外语的情况下,跟着录音机,朗读背诵英文的十四行诗、德文《圣经》、法文《圣经》以及日文的《论语》。

与体制内教育的强烈对比,吸引了许多热忱的家长:学校沉重的课业负担,白热化的考试竞争,甚至复杂的人际关系,都推着家长将孩子送入另一种听起来远为纯粹而雄心勃勃的教育。

“现在大学读出来也找不到工作”、“我想让孩子了解一些传统文化,变得知礼”这是家长频繁给出的理由。

“这是一种乌托邦。”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发现,许多读经教育的推动者,热衷于培养圣贤,而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在他看来,应该是培养既有知识又有文化的现代中国人。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传统文化成了社会产生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刘海峰会告诉家长读经的好处,在古文方面,读经一年有高中语文程度,读经二年有大学语文程度,读经三年有中文系语文程度,大家都这么说,“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治“病”学校

崔小萌退学的鹿鸣学堂,是梧桐山规模最大的私塾,学生人数常年超过百人。

六岁那年,她就在鹿鸣学堂待过一年。那时学堂还没有搬来梧桐山,在深圳市内的一个小区里。学生只有她和堂主孟丹梅的女儿。

每天她和堂主的女儿从早读经到晚,但读的什么都忘了,崔小萌有印象的,是那时堂主的女儿好像得了厌食症,每天背完经吃完饭就要吐。

一年后,她被父母接回家。再次来到鹿鸣学堂时,已经十五岁,作为问题少女被送了进来。

“老师面前我很乖,但在学校天天打架。”崔小萌留着一头长发,语音平实,只有当对方表示难以置信,才习惯性地皱皱眉。

崔小萌代表了一大批被送来私塾的学生——问题少年。

“家长将孩子送来私塾的动机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有传统文化的情怀,另一种就是孩子太顽劣,在学校混不下去了,想用传统文化在道德上‘治病’。”一位私塾堂主说,现实是,后一种占的比例更大。

“有的私塾,完全成了问题少年学堂。”堂主们都认为,这影响了读经教学的效果,他们抱怨道,管理问题少年,吃力不讨好,耗费了大量精力。

“我感觉是那一年的私塾产生的阴影,太压抑了,长大了才要发泄出来。”2014年,当崔小萌再次来到鹿鸣学堂,她感到这种压抑的氛围依然存在,她的同学们,那些13岁以上的大孩子,显得都有些沉郁。

学堂实行封闭式寄宿制管理,不能看电视,不能用电脑,不能用手机,也不准随便出入。目的是为了将学生隔离于社会的“污染”之外,好让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

但崔小萌说,每天读完七八个小时的经书后,那些大孩子,也会偷偷地抽烟,跑出去上网吧,或者打架谈恋爱。每天读诵圣人的教诲,并没将他们变成谦谦君子。“有的比我在学校认识的坏学生还要坏。”她想了想,接着补充,“是那种阴阴的坏。”

崔小萌来到学堂的时候,堂主的女儿在读经十年后,已经被送到了北京,进入王财贵开办的文礼书院。

“十年读经,十年解经”,王财贵为读经的孩子构想了一个超过二十年的学业过程,先用十年时间记诵中外经典,再用十年时间加以意义的理解。

“这也是为私塾的孩子找了条出路。”一位堂主说。

2012年9月28日,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这所私塾路上的清华北大,面向全国招生,标准可谓严苛,“能背诵经典三十万字(中文二十万,外文十万)以上”。

“我的女儿背完了二十万字,”孟丹梅说,“是作为陪读生进去学习的。”

但一位同学告诉崔小萌,孟老师的女儿曾经说过,她其实想当明星。

一直到今年,书院才有两个学生真正达到了背诵三十万字的要求,一位还来自台湾。

“我觉得这显然不合理,现在我们国内最有学问的学者,是古典学者,也没有人能背诵三十万字。”徐梓对此不以为然。

但这个标准却实实在在改变了崔小萌和她的同学们的生活。

原先,对于背诵,学堂并没有严格的要求,现在则有了“包本”的制度,所有学生,都要求将某本经典读诵百遍后,进行“包本”,也就是一次性背诵,同时录像,作为以后进入文礼书院的证据。那些原本几年前就背完了的学生,由于没录像,背了也不作数,重背时,又早忘得一干二净,狼狈不堪。

这成了一种变相的考核,学生和老师,围绕着“进书院”开始紧张地运转,一堂读经课的时间也从六十分钟增加到了一百分钟。

“读经的学生,不上书院是没前途的。”老师们这么动员他们。

“多一个上书院,学堂的名气就大很多,方便招生赚钱。”崔小萌说,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是五万块。

“我不想上书院。”崔小萌的同学刘灵(化名)也和她在同一天退学了,“但我一说完,老师脸就沉了下来。”刘灵想学中医,老师告诉她,中医是聪明人学的。

“这不成了另外一种应试教育吗?”崔小萌本想离开体制学校,没想到又进了另一所——“读经学校”。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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